“陷入今天的迷惘境地，应该说，大学生自身也有责任。”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孙柏英对海南省一些“大学生村官”的现状深表同情的同时，也指出了他们自身进行人力资源实现过程中存在的价值观偏离的问题。

    孙柏英教授说，大学生回乡当村官，在最近这些年，已不是新闻。有的人成功了，很好地融入了所服务的社区和乡村，但也有的人当了逃兵，甚至失意落寞而一蹶不振。从媒体报道来看，很好地融进当地社区、或者说干出点“名堂”的人还是少数。倒是陷入生存和工作困境的人更多。他们中很多人，在释放完激情后，又踏上了重返城市生活的旅途。当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人开始的选择有问题，或者说他们大学毕业后的人生新起点不成功，因为他们完全可能从这份难得的经历和“磨难”中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验，丰富了阅历，对于以后的成长将发挥重要影响和作用。比方说，老三届中很多人的成功，都和他们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砥砺有密切关系。

    因此，孙柏英教授说，如何看待海南这些“大学生村官”们今天的迷茫，就有一个角度的问题、价值判断的问题。如果这些大学生普遍觉得今天的现状很不公平，或者说很不满意，就表明他们开始选择到农村当村官的行为，不是出自内心价值判断、不是出自对农村的热爱和责任、不是出自内心价值驱动，而是因为服务期满后能够被“选调”的诱惑和承诺。如果他们选择当村官是受价值观驱动，就不会迷惘。

    孙柏英教授说，尽管今天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一职难求，但是她还是建议大学生们，在人力资源实现的过程中，更多地注重兴趣和爱好，注重价值需求，而不是随波逐流，甚至是追虚名图虚利。否则，除了耽误自己的青春外，也给社会造成不必要的人力资源浪费。单就“大学生村官”现象来说，从全国大多数情况来看，选调已经是一条比较难于实现的仕途，因为控制编制和缩减人事编制，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这还不包括撤乡并镇、精简机构的压力和冲击。因此，如果大学生们抱有这种预期，可以预见的是，失望肯定大于希望，海南的实践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这不意味着，大学生们不要走向广阔的农村大舞台。孙柏英教授说，事实上，我国广大的西部和农村，一直患有“人才饥渴症”，而且我们的政策和政府鼓励大学生往这些地方去，大学生到这里去也一定大有可为。比方说，大家熟知的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吴奇修，就带领一个贫困的乡村踏上了富裕之旅。

    孙柏英教授说，之所以要强调这种选择的价值观驱动，就是因为只有出于价值观的驱动才能更勇敢地面对和克服困难，才能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才更有可能建一方奇功。而惟有建出奇功，大学生村官们才能更好地被认可和接受，才更有可能开创自己人生的新天地。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句华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了“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困境”。她认为，如果想使大学生当“村官”这一政策具有后续性和持久的吸引力，也使做“村官”这条路成为不少大学生择业的选择，政府要做的是制定比较完善和可操作性强的制度安排，例如要本着对大学生负责任的态度给他们比较现实的承诺。

    她说，相比之下，现在政府在政策中规定的“选择做‘村官’的大学生可以转入公务员体制”的承诺，在现实执行中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最新的公务员招考制度中强调了公务员“凡进必考”这一原则，因此，在第一轮考试中，无法保证做过“村官”的大学生就一定能够通过，也就是说，政府的承诺在实际上得到兑现的可能性是要大打折扣的。而很多大学生在面临就业难的严峻形势下，正是因为看到做“村官”能够为自己日后进公务员队伍铺路才选择去农村，如果政府不能兑现对这些大学生的承诺的话，实际上是给这些大学生开了一张空头支票，那么很难再给其他大学生走这条路的勇气。

    句华博士说，如果政府在开始实施“大学生村官”制度时明确作了承诺，政府还是应该努力“兑现”，这不只是涉及到政府威信问题，还涉及到推进政府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的社会代价问题。

    句华博士建议，可以考虑为做过“村官”的大学生在公务员考试中加分的优惠政策。另外，应该把整个制度完善起来。如选人机制，政府必须有一套有效的标准，选择适合和能够适应在农村条件下开展工作的大学生；还包括建立现有公务员的淘汰和补充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