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法拟收回死刑复核权 慎用死刑符合立法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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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郭光东 来源：南方周末 编辑： 时间：2005-5-17 17:1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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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18日上午，刚从财贸学校毕业的赵海英、余晓琴、朱光美等三人因受他人指使运输毒品，被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此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讨论。
自2002 年陕西爆出董伟“枪下留人”案以来，3年间，社会各界吁请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近期河北又爆出聂树斌“冤杀”案，再一次将死刑复核权的收回问题逼上浪尖。可是，已成社会共识的收回大势，为何迟迟不见最高法院大权独揽呢？身处漩涡中心、一再表示“正在考虑收回”的最高法院
到底“苦衷”何在呢？
3月26日至27日，一个名为“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之对策”的研讨会在京召开。研讨会由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联合主办，北京各大法律院校的多名学者、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专家与会，全面研讨收回的应对方案。
“虽然收回是一句话，但收回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诉讼制度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陈卫东教授说。
驻京、设分院还是巡回复核？
收回死刑复核权的最大“悬念”，可以说是最高法院将在何地、依托何种机构复核死刑。
与会人士围绕3种可能的方案争执激烈：一是大量增加复核死刑的法官人数，由最高法院北京本部行使复核权；二是设立最高法院巡回法庭，赴各地复核死刑案件；三是在几大区域设立最高法院分院，负责死刑案件的复核。
陈卫东等人认为，设分院是最好的方案，而且分院不仅复核死刑，还可兼及所有类型的案件，分院管辖若干个省份，如派驻上海或南京的分院管辖华东各省，这样不仅能有效避免地方权力的干扰，也有利于案件的及时处理。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张志铭等人则认为，分院方案的经济成本、体制改革成本过高，且已被中央否决。
巡回法庭方案则被陈光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崔敏等人看好，认为最高法院派出法官到各省巡回办案，便于法官面见被告人，能让被告人把该说的话都说完，而且巡回法庭并不常驻一地，与地方瓜葛最小。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还主张建立“审季”制度，每年规定某几个月复核死刑案件。不过，也有人认为巡回方式需要等待复核的时间过长，加剧了关押死刑犯的成本。
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李贵方律师、顾永忠律师等人则认为，最常规的最高法院北京本部复核方案反而最好，而分院、巡回法庭两种方案区别不大，且较难操作，会在客观上拖长收回死刑复核权的时间，而由最高法院直接扩编收回将更简便，花费也最省，且能照顾法官的家庭生活。但陈光中、陈卫东等人则表示，在北京设庭不大可行，因为法官会见被告人的话，押送其进京的成本过高，特别是新疆、云南等边远省份。对此，赞成北京方案的人认为，只要每省集中设一个点关押囚犯，由北京的法官去见，押送难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死刑案件事关人命，与会人士一致认为复核法官必须是资深的，而且复核庭应由5-7人组成，而不是通常的3人合议庭。
此外，法官编制一直是困扰收回的“头疼”问题。目前由各省高级法院复核的死刑案件占全部复核案件的近90%，收回后全部交由最高法院复核，人员编制的压力可想而知。突增的数百名法官从哪里来？陈卫东建议，各省级法院复核权被上收后，闲下来的高院法官可以报请任命为最高法院法官。67岁的崔敏教授则建议，让老法官晚退休5年就全解决了，而且他们还经验丰富。他并强调法官是特殊的公务员、专业人员，很多国家都实行法官终身制。
开庭复核，还是不开庭复核？
现行法律对死刑复核程序的规定极为简略，刑事诉讼法中仅有短短的4条。实践中，复核的通常做法是上报、审批，法官通过查阅卷宗书面复核案件，并不会见当事人，行政色彩较为浓厚。收回后，这种惯常做法要不要改变？也就是说，最高法院法官需不需要开庭复核案件呢？
张志铭认为，复核程序并非三审程序，所以书面复核即可，不需要开庭，很多国家的最高法院也都实行书面审。与会的一位高级法官表示，中国这么大，开庭复核并不现实，他以审理一名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被告人为例，请人翻译卷宗就花费20万元，且翻译历时半年之久。
另一位高级法官还认为，防止错杀、控制死刑数量并非设立复核程序的主要目的，这样的目的通过发布司法解释以及完善一审、二审程序，可以更直接地达到。这位法官认为，复核程序的主要功能有二：第一，没有比生命权更重要的人权，在一个国家的和平时期，杀人是最重要的权力，应由中央司法机关掌握；第二，可以统一死刑标准，复核权下放到省，中国就会有30多个死刑标准，收回后就只有最高法院一个出口、一个标准，客观上会大量减少、控制死刑。
但这种不开庭复核的观点遭到与会多数人士的反对。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敏远表示，收回的目的就是要减少死刑数量，而且收回后最高法院就得负责案件质量，总之，无论死刑的数量还是质量，最高法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陈卫东等人更认为，复核本身应该是审判程序，是死刑犯寻求司法救济的特殊手段，现在的行政色彩应当改变，否则还不如由最高行政长官———总理审批。而司法的特征就是亲历性，法官应当面见当事人。当然，考虑到国情，可以部分案件开庭，部分案件书面，例如，被告人不服一审的死刑判决、上诉后又被维持的，一定要开庭复核，因为他的上诉要求没有得到满足。
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文昌等多位律师，甚至一位法官还表示，卷宗绝不能轻信，水分太大，而且有问题的卷宗下级法院也不会往上报。死刑复核的程序要求越高，付出的成本当然就越大，陈光中表示，正如温总理所说的“慎重”、“公正”标准，为了人权保障，就得加大投入。只要有保住人头的事实分歧，就应听证或者是开庭。
与会的多位人士还赞成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应当充分介入复核程序，确立辩护律师无条件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而且会见时应绝对不被监听。陈卫东还建议修改刑事诉讼法，明确高级法院、最高法院不能直接受理一审死刑案件，应一律由中级法院受理，否则就剥夺了被告人二审、死刑复核的机会。
对于复核需不需要规定明确的期限，与会人士多有分歧。一位立法机关的官员以及张志铭等人认为，复核要有效率，不应当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否则关押成本过高。而几位高级法官和检察官则认为，杀人宜缓不宜急，死刑案件不应规定时间，否则会对案件的公正产生影响，国外很多国家也不规定期限，例如美国的死刑案件从起诉到执行平均耗时12年半。
“思想问题不解决，收回就难一点”
“收回死刑复核权，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一位资深大法官的一席话得到了与会人士的高度认同。
这位分管死刑案件十余年的大法官说，“思想问题不解决，收回就难一点。”他认为，在我国较长时间里，重刑思想的影响比较深，无论立法还是司法。当年下放死刑复核权，就与重刑思想有关。很多社会问题本来可以通过行政管理解决的，却习惯于通过刑罚解决。前年中央征求司法改革意见时，没想到有专家公然反对收回死刑复核权。
他还强调，重刑和社会治安状况并无直接关系。如果把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算作重刑的话，前些年我国重刑率曾达到49%，也就是说，每100个被判刑的人里，有49人被判5年徒刑以上的重刑，但从1997年以后，这个比率降到22%，去年更降到19%；死刑数量1997年以后也稳步下降，除了2001年“严打”略有回升，这几年稳步下降的结果，只相当于过去最高年份的50%多一点。但我们的社会治安却并没有恶化，而且监狱里也少关了人，轻刑化节约出来的钱可以办教育，少出文盲就少出罪犯，这应该看作是我们的成绩。
这位大法官还指出，死刑和人权的关系实在太密切，收回死刑复核权就是贯彻“人权入宪”的一个实际行动。现在中央多次强调要慎杀、少杀，并已下决心收回死刑复核权，整个社会也在呼吁收回，这是时代的巨大进步。
一位检察官也颇有感触地谈到，以前他所在的检察院每年都要抗诉几起死缓案件，现在不了，即使被害人一方要求改判死刑立即执行。
死刑存废问题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广泛讨论，但大多数与会人士表示，目前废除死刑还不现实，要有一个过程。崔敏认为，今后可以大量适用死缓这一中国特色的刑罚，事实上，监禁刑并不见得比死刑的痛苦小。王敏远等人还表示，我们应当首先消解一下收回死刑复核权的紧张心理。印度作为10多亿人口的大国，每年被判死刑的人基本上维持在两位数，2004年只有39人，因此，确定我国复核死刑的法官编制人数，应从死刑减少后来着眼，最高法院可能只需增加几十个法官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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