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０５年５月，四川省原副省长李达昌案件移送北京市检察机关办理，一时间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之所以受人关注，不仅是因为李达昌是２００５年中国媒体曝光的第一位省部级高官，更因为他是一位学者型官员。
=#445cbb> 与李达昌际遇相似的，还有高勇——原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也算得上是一个学者型官员。他年仅３７岁即担任正厅级领导干部；他做官、读书两不误，不但获得了博士学位还著书立说，又做研究员，又当兼职教授。然而这样一颗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政坛新星，却在钱权交易中陨落了。八年厅级干部生涯，敛财２０００余万元，相当于平均每年敛财２５０万元，今年４月，高勇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一案在四川省内江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虽然到目前此案还没有宣判，但它在四川省内引起的震动，已远超该省此前任何一起官员受贿案。
学者型高官腐败，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任职和进学经历
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
祖籍宁夏银川的高勇，１９６５年８月１日出生在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一个普通家庭。１９８３年，天资聪慧的他以全县文科状元的身份考入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上大学后，高勇勤奋好学，成绩优秀，深得老师的喜欢。１９８５年４月，还在上大二的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大学生中的佼佼者。
１９８７年高勇本科毕业分配到四川省计委工作。他是一个做事非常干练的人，很快得到单位领导的器重。１９８８年６月，不满２３岁的高勇被下派到达县挂职锻炼。到达县后，高勇看到了基层的生存现状，觉得要有所作为，惟有读书，取得高学历。于是，高勇又开始自修考研。功夫不负有心人，１９８９年，他顺利考入西南财经大学读在职硕士研究生。由于达县和成都相距几百公里，交通不便，高勇随即被调回四川省计委继续工作。在读研期间，他当上了研究生会的主席；在省计委，他也很快升任科长。１９９１年毕业时，高勇调到四川省政府办公厅。
到省政府工作后，高勇逐渐发现跟自己一样有着硕士学历的人太多，原有的优势已不复存在，要想在仕途上有大的发展，惟有比别人取得更高的学位才有可能。１９９３年，他再次去西南财大工业经济系读在职博士，这期间他先后担任四川省政府办公厅的副处长、处长等职。
高勇是一个做事带有强烈功利目的的人，他处心积虑步步为营，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和他极为看重的荣誉、升迁紧紧相连。在省政府工作期间，高勇的工作汇报材料特别多，每天向领导上报的文件少则三四份，多则六七份，都是关于他分管工作的各种请示。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明他对领导的尊重，表明自己每天都在勤奋工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赢得领导的重用。
１９９６年７月，高勇博士毕业。两年后，身为全国青联委员的他出任了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副州长。在凉山，高勇主管经济工作，一干又是三年。在他的主持下，进行了一系列被称做“凉山现象”的资本运作和资产重组，并引资４８００万元，政绩出色。
１９９９年至２００２年，高勇先后担任了中国证监会成都证管办党委副书记、副主任，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党委书记、主任正厅级。２００２年６月起，任成都市委常委，后任宣传部部长。
按照外界所能看到的运行轨迹，高勇前途无量，而且他个人在继续学习方面也相当努力。经检察机关和辩护律师分别取证，１０余年间高勇在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达３１７篇，参编书籍１７部，单独著书５部，完成研究课题４４项，由此高勇取得了研究员职称，并成为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和凉山西昌学院的兼职教授。
悔过与反思
居功自傲是他堕落的根源之一
高勇在今年初写了一份《忏悔录》，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反思。就让我们从其悔过中来看看他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堕落的。
【忏悔】：我赴凉山工作后，很快就能独当一面，为１７个县、市经济发展干了些实事，也为干部群众所接受。但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自己的感觉开始变得越来越良好，曾确立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开始发生变化……我错误地认为，接受所谓朋友的钱物不算什么。
【记者旁白】：高勇初到凉山，分管招商引资。四川立信投资公司对当时尚未上市的西昌电力很感兴趣，经高勇的一位同学引荐，该公司得到高勇的帮助，成功地将西昌电力收至旗下。公诉机关指控，高勇得到该公司付出的１２２万元好处费。而在此之前，西昌电力为解决融资困境曾搞过企业债券，高勇的另一位大学同学拿到部分业务，也给了高勇６万元。到证监会工作后，高勇胃口更大。据公诉机关指控，高勇先后索要和收受了数家公司的巨额款项，其中在泰港集团刘邦成处拿到１６０万元。居功自傲，这是高勇悲剧的根源之一，这也是大多数领导干部走向堕落的心理起点之一。
【忏悔】：我身边最多的朋友就是各种类型的大小老板、企业家，我喜欢同他们交往，喜欢同他们讨论经济、社会问题……但正因为这样，朋友间你好我好大家好，许多时候忘记了自己是公务员和党员干部的身份，没有把握住交往中应有的尺度……每次回家，妻子都提醒我要慎交朋友，不要接受别人的东西；父母说最大的希望就是我在外面好好工作，不要犯错误。而我则以“知道了，不会的”来应付他们。
【记者旁白】：老板们主动接近一个主管经济或者是掌握上市审批权的官员，不会是没理由的。在一次参加全省３０家民营企业的会议上，高勇认识了毕业于成都电子科大的托普集团负责人宋如华。认识宋后，双方交往非常多。据公诉机关指控，高勇曾利用职务之便为托普增发新股，总计收受了托普送的约８３．６４万元。
每一个倒下的官员背后，总有他的一帮所谓的“哥们儿”，在钱权交易中，他们大多扮演着行贿或“传话筒”的角色。因此，领导干部要慎交朋友，把握好交往的尺度，更不能讲义气。
【忏悔】：我感觉社会很现实，还是有钱才能办事。我开始看重金钱和物质，于是利用自己工作中建立的关系销售自己的书籍，并接受所谓好朋友的钱物……在我的思想深处，一直有一种错误认识：一定不要沾公家一分钱，只要不拿国家的钱就没事，而且朋友之间的事，别人怎么会知道呢？殊不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记者旁白】：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他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即使不拿国家的一分钱，而收受他人的钱物为其办事，也是出卖国家公权，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和一般职务案犯不同，高勇索贿往往借助其“学者”形象，其常用的说辞就是“出书”。据知情人士透露，从担任凉山州副州长起，高勇以出书为名，向近百家单位和个人索要赞助费高达数百万元。在整个庭审过程中，检察机关举证，共有２３家单位送给高勇的全部或部分款项，是以“支持高勇出书”或者“买书”的名义给他的。
高勇案件再次提醒人们，既不能被任何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也不能过多地相信和依靠道德、人性的约束作用。如果有了强有力的制度约束，高勇们也许就不会走得太远。当前，我们应建立健全有效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权力制衡体系，增强纪检监察机关外在的“刚性”监督，限制掌权者个人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作，以使其不能、不想、不敢腐败。
专家观点
“高勇现象”折射三个深层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