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有权“不让记者旁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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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曙明 来源：检察日报 编辑： 时间：2005-10-13 11:34:00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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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９日，备受关注的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贼勾结案”在贵阳开审。但因为法院“接到上面的指示，不允许记者旁听”，前来采访的记者被挡了驾——
１０月９日，成都火车站派出所“警贼勾结案”在贵阳开审。法院此前发布开庭公告：“公开审理，允许公民旁听”，然而，因为“接到上面的指示，不允许记者旁听”，前来采访的记者被法院挡了驾，法警和记者甚至因此发生冲突（１０月１０日《成都晚报》）。
按说，对这样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案件，法院应该尽量选择大一点的审判庭，让更多人有亲临庭审现场的机会；按说，考虑到记者旁听、报道可以满足多人的知情权，应该为记者设置专门的旁听席。不过，如果庭审只能在一个小的法庭进行，如果有关机构坚持认为记者的旁听权并不比普通公民更高，如果记者因为法庭内满员而被挡在法庭外面，就只能怪自己来得太晚。然而，当现实是记者因为法院“接到上面的指示”而不能进入法庭时，却让人难掩愤懑。
人们关注这起案件，关心警察和盗窃分子是怎样勾结在一起的？他们勾结的基础是什么？如何避免类似的勾结再次发生？知晓案情是公民正常的需求，知晓案情之后的思考尤其具有价值。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可能因为记者进不了法庭、媒体报道语焉不详而没有了知晓和思考的基础。
“上面”有了指示，尽管“指示”荒唐，但在现实国情下，要法院“抗旨不遵”，似乎勉为其难。所以，这次记者进不了法庭，板子不该至少不该主要打在该法院身上。有人把这次记者进不了铁路法院归结为“企业办司法”，使得国家司法机关实际上沦为企业司法机关（见１０月１１日《《燕赵都市报》）。这样的归结不能说全无道理，不过，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这次负责审理的是司法法院，如果“上面”也指示“不让记者旁听”，记者不能进法庭的命运能否改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一事件最值得反思之处就不是“企业办司法”，而是谁有权“不让记者旁听”？
依照法律规定，除了少数涉及国家秘密和个人隐私等特殊情形的案件，多数案件都应该公开审理。公开审理，是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一部分。对一个法院决定公开审理的案件，通过“指示”强令法院将某一部分人拒之门外，结果是公开审理的案件变成“半公开”甚至是“不公开”，这是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侵犯，失去了“阳光”的审判，也为司法不公正埋下伏笔。
报道说，“上面”之所以有这样的“指示”，是因为担心旁听记者会借题发挥，对铁路局影响不好。应该说，上述担心并非完全没有根据，这值得个别媒体反思，但是，因为个别媒体可能的偏颇报道而将所有媒体拒之门外，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媒体旁敲侧击，四处打探小道消息，反而更加有损自身形象。面对问题，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正视问题，知耻后勇。然而，“不让记者旁听”却让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谁有权对这家法院发号施令，强令法院改变依法作出的决定？谁有权“不让记者旁听”，剥夺记者的正常采访权？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追问。否则，或许用不了多久，“不让记者旁听”的事就会不断上演，司法公开、百姓的知情权等等都会沦为空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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