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日前举行第２届“高级行政人员反贪研究证书课程”开学典礼，来自浙江省１１个市反贪部门的４１名高级官员，将接受学院的反贪知识及检察贪污技巧训练（见１２月４日新华网）。

    据说前一届已有１３０位高级反贪官员接受了培训。对此，我的评价是：聊胜于无，难寄厚望。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反贪官员多掌握一些先进的反贪技巧，对于贪污腐化的查处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反贪与贪污就像猫鼠游戏，永远都在演绎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经典，因此，面对贪官的贪污技艺日进，反贪也不能因步自封。

　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说聊胜于无呢？原因很简单，反贪是一项综合工程，决不是一项纯粹的“技术”，有一些东西比技巧更重要，因为它们既是技巧成功的前提，也是防止腐败孳生的保障，而且这些东西又恰恰是我们不愿学或者是学不来的。

　譬如说：香港的廉政专员直接向政府最高首长负责，也仅仅向他负责，这种体制保障了香港的廉政队伍有很大的独立性。独立是公正的要求，是效率的前提，而内地的反贪官员及工作人员呢？他们无论对内、对外都受到许多正常、非正常因素与权力的牵制甚至是粗暴干预——查谁不查谁，查什么不查什么，查到什么程度，都有一只乃至Ｎ只“无形的手”而不是法律在拔弄，如斯，依法办案焉能不成镜花水月？

　再如，在香港，贪污没有金钱限额，非法获得5元与500万元都是贪污，尽管法庭在审判时会有不同的量刑，但决不会因贪污数额少而免受检控。如此严格而明晰的罪与非罪界线，内地做得到吗？不但贪污有起点线，而且因为贪墨太普遍，法不责众，不少地方经常出现“贪污政策”轻恕贪污的现象，甚至还有些地方还设立廉政帐号，给贪官污吏一个隐蔽而合法的免受刑责的台阶下，这在法治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在香港，无论是普通的官员，还是让普通官员闻风丧胆的廉政公署官员，都受到体制内、外强有力的制衡与监察。如廉政公署，在调查中涉及贪污案件无论不可追查、可追查的，在调查中证据不足或提控的，都不能自己说了算，必须得到咨询委员会批准。这个委员会由行政长官委任的各界贤达组成，保证了它的独立性与监督作用。相形之下，内地的反贪局的自律情况就差强人意了，尤其作为中立的监督机构的不存在，“向老子告儿子的状，那个老子又能不护短呢？”因此，内地反贪官员贪污受贿落马机率似乎并不比普通官员小，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香港还拥有世界一流的新闻监督，官员想逃过体制内的监督或许不难，但要逃过媒体的监督可真不容易。而内地的媒体，几乎都沦落到以打“死老鼠”为己任的田地，从未见哪位贪官的贪污事实是先给媒体捅出来的。

　说到底，比技巧更重要的是体制——反贪体制。体制是根，技巧是枝；体制是源，技巧是流。技术的优势只能是在完善的体制下才能体现出来，没有一个完善的体制——在一个神秘电话可以给某个人减少八成罪行的情况下，反贪官员即使有屠龙之术，也必无所附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