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讨薪要花三千亿法治成本被扭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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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张贵峰 来源：《法制日报》 编辑： 时间：2005-6-20 9:56: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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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日前完成的一项调查显示，农民工平均讨薪的综合成本为3420元至5720元，如果提供法律援助，则成本最少需要5000元，最高将超过90 00元；由此，该调查得出一个惊人结论：以全国农民工被拖欠工资1000亿计算，要讨回它们，整个社会需付出至少3000亿成本。
在笔者看来，1元“收益”3元成本的讨薪困局所以形成，背后暴露的实际上是法治本身的成本扭曲，换言之，“3000亿讨薪成本”折射了法治成本之困。
我们知道，法治代替人治成为现代社会的根本治理原则，原因在于与充满随意性、不确定性并且社会实行代价高昂的人治规则不同，法治规则不仅是建立在社会公共意志基础上的，具有理性、明确特性的规则，同时也是可操作性强、具有强大践行能力的规则，也就是说，法治的实施本身也有个“成本———收益”问题，即从法律规则的生成确立，到贯彻执行，其成本结构应当是分配合理，能最大程度维护社会秩序公正：在充分、明确的法律规则下，执法便捷高效，守法成本低廉，违法成本高昂。
然而，在如今农民工讨薪的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情况却往往不是这样：从规则本身来看，“哪些属于劳动关系，哪些属于雇佣关系，现行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一旦在强势老板面前，民工没签劳动合同，那么即使你“劳动”了，也很难被法律认可；从“守法———违法”的成本关系上看，对于老板，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面临的处罚仅仅是“责令改正”，而对于拿不出合同的民工，想依法讨薪，则代价沉重：一方面劳动部门认为不是劳动关系拒绝受理，另一方面法院又以劳动关系应先仲裁为由而拒绝直接立案，于是他们只能“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如此，在守法比违法更难、成本更高的怪现状下，法治走向自己反面便难以避免———游离于规则之外的各种极端维权方式“应运而生”：跳楼、堵路、乃至直接与老板暴力相向的事件不断出现，最终波及整个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可见，要为民工讨薪成本奇高的困局解困，就必须首先从立法、执法等多个制度层面厘正法治成本之困，为法治本身的实施解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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