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楚寅受贿案是一起典型的串案、窝案，三年前孙楚寅受到查处之后不久，该案就以带出厅级干部7人、县处级干部15人，其中担任单位“一把手”的干部11人，在襄樊政界引发一场空前“大地震”而闻名全国。尽管人们此前已经见识过广东湛江走私受贿案、福建厦门远华走私受贿案、辽宁沈阳“慕（绥新）马（向东）”腐败案、安徽阜阳“王（怀忠）肖（作新）”腐败案、黑龙江“韩（桂芝）、马（德）”腐败案等大案、窝案，而今面对这起规模相对较小的“孙楚寅受贿窝案”，人们仍然万般惊愕、痛心疾首。

    串案、窝案犬牙交织错综复杂，是这几年中央和各地反腐败斗争中遇到的一个新问题。如两年前广州市反贪工作会议曾公布一个数字：该市2002年立案侦查的腐败串案、窝案达219件，占立案总数的71％。腐败串案、窝案频频发生，说明在一些地方、一些单位，腐败现象早已不是腐败分子单枪匹马式的个人行为，也不是腐败分子顺手牵羊式的偶尔为之，而正在朝着群体化、职能化的方向发展，腐败分子由于共同的利益追求和利害关系而相互勾结，沆瀣一气，形成了一个个根深蒂固、或大或小的利益集团。这些腐败分子对内实行“专业化”的分工合作，对外则步调一致互相庇护，并在关键时刻组成高度严密的攻守同盟，令纪检监察部门难以下手。

    不仅如此，在群体化、职能化腐败网络的支撑下，一些腐败分子招权纳贿贪赃枉法几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仗着人多势众，以为收别人十万八万不过小菜一碟，一个县长、区长职位卖个三五十万纯属小事一桩，别说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算万一不慎露出了马脚，也自恃有某些“大佬”、“贵人”出手救助，最终多能化险为夷平安无事。腐败分子的这种自信与狂悖发展到极端，表现为在同一个地方或单位，一个腐败分子刚刚倒下去，其继任者就如飞蛾扑火般跟上来重蹈覆辙，最典型者当属贵州省国际信托公司的三任老总阎健宏、向明序、唐荣光，在前后三四年的时间里相继沦为贪官。这些贪官没有一个智力低下，假如不是出于对所谓腐败“潜规则”以及腐败网络安全性的高度信任，他们就是吃了豹子胆，也绝不会把“个别”腐败分子被查处归结为“倒霉”、“运气不好”，绝不会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开玩笑的。

    有一种分析认为，很多贪官都有一种侥幸心理，认为自己贪污受贿了未必会被发现，发现了未必会立案，立案了未必能查清，查清了未必就起诉，起诉了未必能判刑，判刑的未必判实刑，判了实刑的未必真正执行。这七个“未必”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反腐败斗争能否取得胜利，关键之一在于反贪机关能否以铁腕打破腐败网络的权势格局，把每一起串案、窝案都一查到底，把其中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一网打尽，把上述七个“未必”变成七个“必须”。只有切实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真正实现“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反腐败斗争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