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法控制已趋极限，死刑立法有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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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暂无 来源：南方报业网 编辑： 时间：2007-12-24 13:04:00 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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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已近一年，按照最高法院院长肖扬年末在全国法院司法改革工作会议上的说法，本年度的死缓判决已首次超过死刑判决。在此之前，最高法院副院长姜兴长也曾高调表示，上半年全国死刑数量已比去年同期下降三分之一。
死刑案件的数量急剧下降，说明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已达到初步效果，即严格收紧量刑尺度，控制下调死刑数量。更大程度上的正面意义在于，通过不断将证据不足、定性失误、量刑不当或法律适用错误的案件发回重审，中、高级人民法院对死刑案件的证据规格、量刑尺度已形成新的认识，并据此大幅减少了一、二审判处死刑的数量，使得大量死刑案件与社会矛盾得以在基层化解，而不是一并被递交最高法院。
事实上，对最高法院而言，其办理死刑案件的优势，在于政策与尺度的统一把握，而非对事实的发现与查明。目前已公布的死刑案例充分说明，在司法层面，最高法院已开始大力推行“少杀慎杀”、“宽严相济”、“疑者不杀，杀者不疑”的刑事政策，从司法上控制死刑数量的努力已至极限，今年死刑数量达到近20年来最低更是明证。
问题在于，犯罪向来是社会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在控制死刑数量方面，司法并不具有决定作用。又有谁能保证，未来几年，国内不会出现新的犯罪高峰？一旦新的犯罪高峰形成，是否又会产生新的一轮“严打”局面，而在最高法院已统一把握死刑政策、尺度、证据规格的情形下，一旦政策趋严、尺度收紧、证据放宽，是否又将导致全国的死刑数字呈现灾难性上扬？对此，我们有必要保留一份担心，一些疑虑。
尽管最高法院已声称，该院正在制订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毒品犯罪等几类常见案件适用死刑的指导意见，以更好地规范中、高级人民法院的证据认定与死刑适用。
但我们有理由进一步希望，在未来几年时间内，最高法院能制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死刑量刑指南，区分不同情形，提出具体量刑标准，并适时公布指导性案例。以故意杀人案件为例，指南可逐一列出案件诱因、被害人过错、主从犯、主观恶性、作案手段、自首、立功、附带民事赔偿情况等具体要素，明确何时该杀，何时该缓，何时该宣告无罪，从而令法官与当事人都形成理性预期，保证量刑的科学、公正、准确，避免死刑司法随着刑事政策的摇摆而反复无常。
但是，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司法上限制死刑的关键点在于理念与尺度，明确规范只是其中的环节之一。若想真正限制并减少死刑，尚有待于从立法上进行进一步调整。
立法调整的第一步，在于减少刑法中的死刑罪名。目前，我国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已居世界前列，但实际适用的罪名不到四分之一，我们完全可以取消那些长期闲置、从未适用过的死刑罪名，并结合国内实际与社会公众的容忍程度，废除部分非暴力犯罪的死刑。
其次，有必要确立“少杀长判”的刑罚机制。司法实践中，最难解决的就是“死刑过重，生刑过轻”现象。欲解决上述问题，就必须调整刑法有关减刑、假释的规定，提高死缓犯和无期徒刑犯的减刑、假释门槛，延长其实际服刑期，充分还原死缓和无期徒刑的严厉性。
正如减少死刑、纠正错案不能单单指望最高法院一家进行，从立法上寻求解决死刑问题的途径，并不局限于修改《刑法》。刑事诉讼是一个有机联系、完整协调的整体，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几率，相关工作必须从侦查阶段抓起，因此，完善《刑事诉讼法》，尤其是其中涉及非法证据排除等证据性规则的环节，也将是限制死刑工作的重要突破点。
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为保留或挽救一条罪不至死的生命，花上再多的人力、物力也不足惜。死刑核准权回收一周年，我们欣喜地看到死刑数字的降低，在未来的几年里，我们期待着更敢于担当的司法者，更有责任感的立法者，为真正限制并减少死刑，做出更有分量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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